辜鸿铭一生只服两个人_辜鸿铭一生只服两个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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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辜鸿铭：民国的狂儒，十三个博士学位，出类之拔萃，人中之怪杰

3.急急急，求一篇介绍辜鸿铭的文章

4.生逢乱世还见谁骂谁，辜鸿铭为何能得到善终？

5.写作时缺乏灵感，就让妻子脱鞋去书房的才子是哪位？

6.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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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段宏刚

        国学大师辜鸿铭（1857年——1928年）有一句口头禅：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教在北大。

        这句话实际上是辜鸿铭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的，他的祖籍在福建泉州市惠安县，祖上移居到马来西亚，后来出生在南洋马来西亚的槟榔屿。

        10岁时，他有幸来到欧洲，经过13年的学习，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9种西方语言，并获得了爱丁堡大学、莱比锡大学等欧洲著名大学的13个博士文凭。跟西方人交谈时，他没有任何障碍，9种外语被他说得字正腔圆，并且，他还能用好几种外语进行写作，成为当时精通西方文化的中国人，连西方人都对他肃然起敬。

       辜鸿铭的原配夫人名叫淑姑，是一名温柔贤惠的江南女子，她不会干涉辜鸿铭做任何事，在家里以相夫教子为本职。面对这个妻子，辜鸿铭非常满意，称她是理想型的妻子。

        每当在写作中出现卡壳的情况时，辜鸿铭总喜欢欣赏淑姑的小脚，很快就能获得灵感，因此，他说她是 “自己白天的兴奋剂” 。

        后来，辜鸿铭遇到一名叫吉田贞子的日本女人，得知她的身世后，辜鸿铭非常同情，就为她赎身后纳为偏房。跟原配淑姑比起来，吉田贞子懂文学、茶道和插花艺术，跟辜鸿铭之间经常有许多共同话题，渐渐地，辜鸿铭依赖上了她，甚至把她称作 “自己的安眠药” ，身边如果没有她的陪伴，他就会孤枕难眠。

       吉田贞子给辜鸿铭留下一儿一女，跟他走过18年后因病去世。面对爱妻的去世，辜鸿铭悲痛万分，取下吉田贞子的一缕头发放在枕头下每夜枕着入睡。还为她写了一首悼念诗： 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可见，辜鸿铭对这位偏房十分疼爱，她在他心里比原配还要重要，因此，便有了“婚在东洋”的说法。

        1917年，蔡元培先生执掌北京大学时，对大名鼎鼎的辜鸿铭仰慕已久，就力邀他来北大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辜鸿铭在北大虽然只任教了6年，但对他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得意的时光，在这里他实现了人生抱负，所以他会说“教在北大”。

        在北大任教之前，辜鸿铭曾在张之洞幕府中任职20年，这就是“仕在北洋”的由来。

       在做幕僚的20年里，辜鸿铭一手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手钻研国学，时刻谨记父亲的告诫： “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作为中国人，如果不懂国学怎么面对列祖列宗？

        当辜鸿铭记起父亲的告诫，认识到国学和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后，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在他身上油然而生，就开始废寝忘食地学习中国文化，似乎要把自己从小没有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给加倍地补偿回来。从此，他肩负起 “向世界宣扬中国文化” 的使命，最终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在“新文化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的眼里，辜鸿铭是一个“怪人”，只因他梳着晚清长辫，一身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帽，吸着水烟，满口之乎者也，看起来是十足的封建文化的卫道士。

       然而，新文化人从来不敢小瞧辜鸿铭的学问，哪怕同样是学贯中西的胡适先生，在辜鸿铭面前，都会毕恭毕敬地称呼一声老师。

        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等著作，在当时的影响很大，中外皆知，这些著作如同一条纽带沟通了东西方文化，让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的了解提升了好几个层次。

        辜鸿铭还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翻译《论语》时，他有一句独特的见解： “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

        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他提出了 “动态对等” 的翻译方法，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意译法” ，拒绝翻译家按照原文与译文之间逐字逐句地机械性转换，而要促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情感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

       依靠这种翻译方法，再加上他学贯中西的优势，他把《论语》、《中庸》、《大学》等传统典籍，以准确而优美的译文介绍给西方人，让西方人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他又把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卡莱尔等西方文豪的名著翻译给中国人，让中国人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同时，辜鸿铭还是一名出色的演讲家，他经常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中国人的精神》，每一场演讲的门票售价两个大洋，每一场都座无虚席。由于他的名气在中外都很大，所以，听他演讲的人，不同肤色的人都有。

        当时，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人气也很高，每场戏票为1.2大洋，但是，只要有外国人来中国，宁愿花两个大洋去给辜鸿铭捧场，也不愿去看梅兰芳的戏。在外国人心目中，他的地位非同一般。

       从学问和人格上来看，辜鸿铭都很卓越，几乎没有任何瑕疵，所有人对他都很钦佩。

        然而，还是有人会诟病他。人们诟病他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作为博古通今的大学者，有很多观念颇为陈旧甚至迂腐，尤其在婚姻关系上的观念，让人有些不可理喻。

        对于纳妾，辜鸿铭十分赞成，甚至还说： 如果你是个女人，控制丈夫的最好办法就是和另一女人合力，把他压在石榴裙下，咱们中国的纳妾制度，乃社会祥和、家庭幸福之压底绝技。

        此时正值“新文化运动”热火朝天地进行，倡导人们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推行新文学，反对文言文。在知识分子界，得到了大部分人的热烈响应。

       作为大学者，辜鸿铭不但反对“新文化运动”，还以身作则，娶了原配又娶了偏房，所以，这是知识分子界抨击他的主要原因。

        面对别人的诟病，辜鸿铭甚至得意洋洋地说： 我这一生能有如此成就，原因十分简单，就是我有“兴奋剂”和“安眠药”始终陪伴着我。

        他嘴里所说的“兴奋剂”与“安眠药”，正是他的原配淑姑和偏房吉田贞子。

        “新文化运动”推行之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 “ 一夫一妻制 ” 的积极作用，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婚姻观。

        但辜鸿铭不以为然，在他眼里，男人是天，是家庭的顶梁柱，女人是男子的附属品，一个女人不容易照顾好丈夫和家庭，所以，“一夫多妻”才符合社会的需要。

       为了证明自己说得有理，在某次演讲中，辜鸿铭就此话题跟许多人展开过激烈的辩论。

        有一次，他打了一个比喻，说道： 丈夫如果是 茶壶，妻子 就是 茶杯，一个茶壶 通常会 配 上好 几个茶杯。

        一位女士听完很不服气，反驳道： 既然一夫多妻合理，那么一妻多夫也应当合理 。

        辜鸿铭听后不紧不慢地说： 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是应当的，但是谁又见过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的 ？

        在场的人听后哑口无言，没有人敢接辜鸿铭的话。

        又有一位女士站起来愤愤不平地质问辜鸿铭： 为什么我们女 人 不能作茶壶呢 ？ 如果我们是茶壶，那是不是也能配几个茶杯了？

       辜鸿铭循声望去，清了清嗓子问道： 请问这位 女士，你坐车 时 是坐汽车还是马车？

        这位女士脱口而出： 有时 坐 汽车，有时 坐 马车。

        话音刚落，辜鸿铭说道： 这就对了， 不管是汽车还是马车，都是四个轮子的车，但是不管你坐几辆车，你们家有几个打气筒呢？

        辜鸿铭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悄无声息地用另一个比喻推行了自己奉行的“一夫多妻制”，女士再次想反驳，苦于有口难辩，只能悻悻而去。

        现场的人无不暗暗赞叹辜鸿铭确实是一名超级“怪才”，想说又说不过他，由他去吧。

辜鸿铭：民国的狂儒，十三个博士学位，出类之拔萃，人中之怪杰

       顾铭有哪些趣闻？

       顾铭先生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和绝对高雅的人。他经常用一些词语巧妙地回答一些刁钻的问题。所以辜鸿铭先生有很多寓意深刻，让人忍俊不禁的轶事。

       顾铭**公司

       顾铭先生早年曾在国外留学，但他骨子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所以每到节假日，他都会买酒、菜、香祭奠祖先，这让他遭到外国人的嘲笑和鄙视。有一次，一个外国人问他，他的祖先什么时候来吃他桌上的食物，他随口回答，当祖先闻到孝的花香。

       顾铭先生指导学生的方法也很独特。有一次上课，有人问他：“老师，你去过那么多国家。说说哪个国家的人最懂生活。”他回答说：“自然，中国人最懂生活”，于是有人问他，“既然中国人是最懂生活的人，为什么还要学英语？”他回答说：“因为我们要学好英语，教育西方那些不懂生活的人。”顾铭先生同意男人应该同时有多个妻子，所以当他说服别人并向外国人解释中国的一夫多妻制时，他用了一些生活中常见的事情作为比喻。比如在一套茶具中，他用一个茶壶配多个茶杯来比喻。

       顾铭先生还有一个奇怪的爱好，就是喜欢几天没洗的脚的味道。例如，他经常闻他妻子的脚。而且有一次他去他一个学生家，闻到一股几天没洗脚的小丫鬟的味道，就去这个学生家住了几天。学生以为他喜欢这个女生，就把她洗了送给了他。他一开始欣然接受，后来就不要了。原来女孩洗干净后身上没有他的味道。顾铭有许多轶事，其中只有一部分是上面提到的。

       顾铭故居在哪里？它还在吗？

       顾铭故居在白树胡同，这是典型的中国建筑。顾铭故居在一条长约500米的小巷里。那时候这条胡同还有个名字，叫椿树胡同。因为这一带有一种土生土长的椿树，所以得名。

       顾铭故居拆迁前的照片

       在巷子口，可以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是辜鸿铭故居。但是到现在为止，辜鸿铭故居已经找不到了，因为在现代化之下，很多故居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

       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之前的资料中了解到辜鸿铭故居，只是没有详细介绍其内部结构。另外，从毛姆对辜鸿铭故居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辜鸿铭居住的地方比较普通，它的院落比较简陋，屋内家具也比较简单。不过辜鸿铭家的布置还是挺讲究的，不仅有书法作品，还有很多东西做装饰。从辜鸿铭房子的布局来看，他本人是很有品味的，并不会因为是一个破旧的房间就忽视房子的装修。

       根据其他档案，辜鸿铭故居位于白树胡同南段，面积约130平方米。它的整体建筑比较简单，一眼望去，就是几个简单的瓦房连在一起。只是到了后期，由于建设的需要，辜鸿铭故居被列入了整改名单，所以辜鸿铭故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仅存于中国。

       作为一名著名的艺术家，顾铭的故事一直被人们流传，但他的故居已经消失，留给人们的只有他的著名事迹。

       顾铭有几个孩子？

       关于辜鸿铭的孩子，有两种说法。有的史料记载辜鸿铭一生生有一子二女，有的则说辜鸿铭只有一子一女。

       顾铭的肖像

       至于辜鸿铭的儿子，有人说他是辜，其实辜不是辜鸿铭的儿子。辜鸿铭初到台湾时，在住处见到了年仅7岁的辜。Ku振福很聪明，从小就渴望学习。Ku宏明非常喜欢它，所以他教他学习外语。Ku振福也很喜欢Ku弘明，所以Ku弘明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带在身边。

       那么，辜鸿铭的亲生儿子是谁？据一些官方记载，辜鸿铭有个儿子叫寿永，是辜鸿铭和一个日本女人所生。传闻他这个儿子相貌出众，又有学问，因此深得辜鸿铭的宠爱。可惜辜鸿铭的这个儿子60多岁就去世了，有的文献记载辜鸿铭的这个儿子从来没有活过，但有的文献也说他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这还是有争议的。

       关于辜鸿铭的女儿，在不同的史料中有不同的记载。有史料说，辜鸿铭有个女儿，喜欢女扮男装，一直没有结婚。其他史料记载，辜鸿铭有两个女儿，都是辜鸿铭原配妻子所生，两人都和辜鸿铭一样才华横溢，聪明绝顶。他们很有语言学习的天赋，性格也和辜鸿铭很像。他们既崇高又有原则。但很多考证派作家更赞成辜鸿铭有一子二女的这种说法。但是，辜鸿铭的孩子还是一个模糊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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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出现了很多有个性的人 ，但要说最“怪”的一个，恐怕还要数辜鸿铭。喜欢他的人称他为“怪杰”，不喜欢他的人则叫他“怪物”。

       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葡萄牙人，义父是英国人，家里的仆人有马来西亚人，也有菲律宾人，所以辜鸿铭从小就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杂中熏陶，对各种文化都有着极强的领悟能力。

       在十岁那年，义父布朗先生要返回英国，就想将他也一起带去，接受西方现代教育。临行前，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把他带到祖宗牌位前，让他跪下，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后，辜鸿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九门外语，先后获得了十三个博士学位，震惊了整个西方学术界。

       在欧洲游学完成后，辜鸿铭路过新加坡时，偶遇语言大师马建忠，马建忠向他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辜鸿铭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从此决定返回中国大陆，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因为精通东西方两种文化，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辜鸿铭迅速成为世界文化界的大红人。

       1909年，辜鸿铭的《中国的牛津运动》英文版在欧洲出版，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大学都把这本书列为必读书。1915年，《中国人的精神》在欧洲出版，书中不光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深刻地剖析了西方人的劣根性，因此在西方极为轰动。当时，在西方文化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泰戈尔，另一个就是辜鸿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艾恺也说：“在那个时代，辜鸿铭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不光在学术界广受推崇，在大文豪们眼里，辜鸿铭也是神一般的存在。比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曾写信向他请教问题；还有英国大作家毛姆，也称他为“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访问时，还专程去向他请教，但辜鸿铭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不要再声称代表东方文化了，回去乖乖地写你的诗吧。

       当时，辜鸿铭住在北京椿树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每天都有国际名流来拜访他。那时候电灯已经传入中国，但辜鸿铭从来不用，而是点个小煤油灯，加上家里又采光不好，昏昏暗暗的。一些国际名流就建议他拉上电灯，但辜鸿铭说：“我们中国人讲究明心见性，心明，灯自明，不像你们西方人那样只讲究表面功夫。你们既然来到中国，就应该学学中国人的哲学。”国际名流们虽然听不大懂，但没人敢反对，只能乖乖地听着。

       民国著名外交家王宠惠在游历西方各国后，感慨地说：“他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

       虽然辜鸿铭在西方备受推崇，但因当时中国饱受西方欺辱，让辜鸿铭内心极为沉痛，便对西方人冷嘲热讽。

       有一次，英国大作家毛姆来到中国，写了一封信让人送给辜鸿铭，想请他来探讨问题。但信送出去好几天都没见辜鸿铭来，毛姆只得自己打听着去找辜鸿铭的住处。到了家里，辜鸿铭给他翻了个白眼，说：“你们西方人认为我们中国人都是下等人，一封信就得乖乖地去见你们，告诉你，你想错了，要想见我必须到我家里来。”毛姆连忙道歉，说自己不认识路，解释了半天才把辜鸿铭的气消了。

       日本的伊藤博文访问中国时，见到了辜鸿铭，就调侃他说：“你精通西方文化，自然知道当今世界大势，怎么还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呢？你觉得孔子的教育思想在今天还适用吗？”

       辜鸿铭说：“孔子的教育思想，就像数学上的加减乘除，在两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到了今天仍然是三三得九，绝不会变成三三得八。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还在这里妄谈世界大势！”伊藤博文无言以对。

       辜鸿铭曾把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跟中国人做过一个经典的对比，认为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三种优秀的精神特质。在他看来，中国人过的是一种“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兼具“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生逢乱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杰，骂遍天下强梁，他生性喜欢褒贬人物，出语尖酸刻薄，不留情面。“你们以为穿西服，流时髦头，便够摩登了？我告诉你们，孔孟纵然披上猴皮,还是圣贤；猴子纵然穿起蟒服，仍是兽类。内心未变,外表变更，毫无关系。”辜鸿铭对晚清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李之病在固。他还拿张之洞与托忒克·端方作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说到评论人物，辜鸿铭最看不起的就是袁世凯，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辜鸿铭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辜氏听了这话，便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

       辜鸿铭生平也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虽然辜鸿铭对很多事愤世嫉俗大家都很认可，但是说到皇权，人们却对他的做法不是那么认可的，甚至认为是诡辩，为人所诟病。

       就在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就没有微词。万寿节时，湖广总督府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梁星海便怂恿他试编一首。辜鸿铭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使满座为之哗然。“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但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即使是这样一个老保守，也是有骨头的。“比如讲法律吧，你要讲‘法律’（说时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说时大声，并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绝对不行。”“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辜鸿铭也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扼，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此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shū）。”严、林二人均在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

       然而，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极为痴迷，辜鸿铭的一些行为甚至有些偏激，比如他那条终生不剪的大辫子。在当时，经过辛亥革命的熏陶，大多数人都剪掉了辫子，尤其在大学里，更是无人不剪，但唯一一个例外就是辜鸿铭，以至于在北大，甚至全中国的大学里，只要一提起辫子，大家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辜鸿铭。

       但辜鸿铭丝毫不以为意，还振振有词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不光是辫子，辜鸿铭对女人的小脚极为喜爱。“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康有为还送他一副“知足常乐”横幅，辜鸿铭说：“康有为深知我心。”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作文《一个有思想的俗人》有一段话可谓一针见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同样的，辜鸿铭对传统的三妻四妾也是极力维护。有一次，他跟一位美国人谈起纳妾，说：“‘妾’这个字，就是立女，站在旁边供男人累了做靠手的。”

       美国人向来主张男女平等，自然不会同意他这番怪论，就反驳说：“照你这么说，女人累了也可以让男人当靠手，也可以一妻多夫了。”

       辜鸿铭慢悠悠地喝了口茶，说：“你看这套茶具，都是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世上哪有一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说得美国人哭笑不得。

       后来，这个“茶壶与茶杯”的段子迅速流传开来，成为一大笑料。徐志摩跟陆小曼结婚时，陆小曼还特地跟徐志摩说：“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给四个茶杯倒水，但牙刷只能一个人用，我以后只用你这一根牙刷，你也不能再给别的茶杯倒水。”在场的众人哄堂大笑，以为妙绝。

       不过，辜鸿铭主张三妻四妾，看似对老婆不尊重，但实际上却很怕老婆。当时北京有很多乞丐，辜鸿铭经常会给他们一点钱，后来被老婆知道了，痛骂了他一顿，辜鸿铭吓得再也不敢了。在跟学生们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无奈地说：“老婆都不怕，还有王法吗？”也许是被老婆压迫太久了，辜鸿铭对青楼妓女很是赞赏，有一次一个外国学者问他，去哪里才能学到真正的中国文化。辜鸿铭神秘地说，可以去八大胡同逛逛，在那里你可以见到中国传统女性身上那种端庄、羞怯、优雅。结果那个外国学者去了之后，果然乐不思蜀，后来还成了研究中国女性的专家。

       对于这个论调，大作家林语堂也深表赞同：“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女生已经不会了。”

       其实，林语堂不光对辜鸿铭的这个论调表示赞同，对他的学问也是推崇备至，曾深情地说：“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

生逢乱世还见谁骂谁，辜鸿铭为何能得到善终？

       /03pindao/renwu/2004-05/22/content_31850.htm

       辜鸿铭：“在德不在辫”

       近年来，被称之为“文化怪杰”的辜鸿铭被狠炒了一下子。这位

       先辈对纳妾、留辫子、缠足等陋俗的辩护及其通晓多种外国语言的博

       学强记等奇闻逸事到处流传，成了一些文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

       在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关于辜氏的随笔文章及著述中，你找不到多

       少真正了解辜氏的见解。对辜氏深入研究和对他准确定性的结论，更

       是无人涉及。这实在是学术界的悲哀。

       诚然，辜氏常常好发一些令人惊异、侧目的矫激之谈。在欧风西

       渐、崇洋风弥漫的校园里，辜氏身穿长袍马褂，拖着一条小辫子踽踽

       而行，在时髦青年眼中，就像是一个怪物，所以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

       他都脱不掉腐朽的“清朝遗老”的恶谥。然而，恰恰是这个不入流品

       的老头儿，对欧美文化有过数十年的精湛研究，杰出的语言才能使他

       能深邃了解欧美文化的本来面目，亲炙西方高等教育的精髓。他以介

       绍中国传统文化，进而与西方学者交流，在欧美学界享有盛名。辜氏

       之所以后来厌弃西学，服膺于中国的孔孟之道，大力宣扬本土国粹，

       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不合潮流的保守和夜郎自大。因为他是在异邦

       吃了多少年的牛奶面包，深知西方船坚炮利的物质文明的利弊，才转

       而顽固地死守“国粹”的，他确实有贯通中西、纵论中外的资格和本

       钱。西方学者从来没有小看过辜氏，许多学者对他恭执弟子礼，而中

       国人中却有不少号称博学的人物把辜氏当作学术界的滑稽丑角看待，

       言及辜氏则哈哈一笑了之。究竟谁是自以为是、盲目自大呢？这就不

       易判断了。

       要正确评价辜鸿铭其人及其学术的价值，首先要了解辜氏生活的

       时代。辜氏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到本世纪前30年（1928年去世），他

       才华横溢的壮年时期，正是中国在近代史上遭受列强凌辱最盛，几近

       亡国灭种的时候。他赶上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

       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些

       使中国人受尽灾难的历史事件。在西方饱受“人权”神圣的熏陶，辜

       鸿铭在中国看到的却是西方强盗的狰狞面目。在这种高强度对比的刺

       激下，但凡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百姓能够对吃人猛兽般的列强顶礼膜

       拜，像当今一些时髦人物那样去拼命追随西方文明吗？在当时弱肉强

       食，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在割地赔款，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的

       劫难之时，世界上有多少天良未泯之士为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说句公

       道话呢？考察历史，可以看到，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得炮火连天，

       英法侵略军疯狂抢劫圆明园之后，法国人韦尔莫勒尔这位后来的巴黎

       公社战士在他编辑的报刊中刊登文章，直陈：“在中国耗费巨大的战

       争只会给法国人民带来开支的增加，而给士兵带来可怕的贫困，中国

       人的仇恨与蔑视。”英国一家报纸《人民报》指出，英国政府正“在

       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呼吁“英国人民，决不允许对弱小国家发

       动这样不正义的战争”。而另一家英国报纸《自由报》也认为中英条

       约“是通过武力才得到的，并且结束了中国的独立”。这些公众舆论

       都表明英法人民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同情和支持。当然，我们

       更忘不了法国伟大的作家维克多·雨果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信中愤怒

       控诉英法侵略军在圆明园的暴行：“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

       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把箱箧装

       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那两个强盗的历史。在历

       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战争中，法国工人办的《前进报》发表

       《铁拳》为题的社论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指义和团运动）

       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因

       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怪了。”1900年12月列宁在

       《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严正指出：“中国人

       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

       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大

       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

       那些为了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

       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和政策的人，中国人难

       道不痛恨他们吗？”

       是的，历史事实铁面无情，公道自在人心。这些就是欧洲人民的

       公正舆论的代表，表达着全人类的良心。那么，在中国呢？岂有堂堂

       中国空无人！中国民众自然要奋起反抗，清朝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义

       和团风起云涌，誓死“扶清灭洋”，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然而，

       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哪里去了呢？他们在干些什么呢？清廷豢养

       了一大帮昏庸的官僚在民族斗争的烽火中个个战战兢兢、卑词厚币，

       屈膝乞和，像胆怯的兔子。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西太后张皇失措，

       抱着脑袋一股脑儿跑到了西安，躲了起来。可是，就在这民族危亡的

       时刻，有一个中国读书人拍案而起，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

       发表了《为吾国吾民争辩》等一系列文章，痛斥列强在中国的暴行，

       抗议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治内法权”，揭露外国传教士的

       无恶不作，控诉他们利用中国人中的败类“什么都侮辱什么都伤害”，

       明言这“就是中国民众憎恶外国人的根源。”因为他们“给中国带来

       的所有灾难。”他严正地警告：“中国人民也有一种民族感情，这种

       感情一旦遭到蹂躏和伤害，他们将对此产生怨愤。”他清醒地认识到

       “像外国列强那种肯定出于知识不足的愚昧无知的物质力量，只能使

       中国人道德沦丧，陷入混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美奉行群氓崇拜

       和强权崇拜，放纵一帮流氓无赖到中国为非作歹，而“在上者也变成

       了群氓一伙。”他在文章中向英国女王发出呼吁，要求她向中国人民

       能抱有同情态度。当得知英国女王去世后，他又在世界上公开向俄国

       沙皇和德国亲王呼吁，以期解决中国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他这样做，

       只有一个目的：“让中国独立，看管好在华外人，使他们规规矩矩，

       安居乐业。”（以上均见《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这种要求只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最起码的要求，拿当今的热门话题

       来说，是为着维护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辜鸿铭。就是这个人在国难当头的

       时候，他敢于而且也能够在国际社会为中国人呼喊出正义的声音。这

       种中国人铁铮铮的硬骨头精神难道是可以漠视或小看的吗？确实，辜

       氏的呼吁和抗议也许显得微弱，得不到回应，而且在其言论中，他为

       义和团辩护的同时也发表了极力美化西太后的言词，对中国传统文化

       无条件地赞扬。但是这些偏激之论是在民族斗争激化，民族矛盾上升

       到社会诸矛盾中第一位时发表的，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有识之士

       忧心如焚，在这严重的特殊形势之下，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一位清廷的

       臣子必须去背叛皇权，正如我们不能因义和团运动有愚昧迷信行为就

       抹煞其反抗列强侵略的正义精神和大无畏勇气。如果像当年某些民族

       败类对侵略者的兽行不置一词，反而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如李鸿章

       之流竭力结与国之欢心；如龚自珍的不肖之子龚半伦亲导英法联军抢

       劫圆明园（包括一些卑劣贪婪之徒亦趁火打劫），那么中华民族岂不

       是自甘堕落，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没有任何希望了吗？庆幸的是中

       国人民没有被横逆来犯所吓倒，中国的知识界还有像辜鸿铭这样一个

       人能挺身而出，向全世界发出对列强滔天罪行的愤怒控诉，向全人类

       喊出正义的呼声。就此而言，不以小眚掩大德，从民族大节来判断，

       辜鸿铭不失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倘若总

       是有那样一些同胞无视大节，处处抓住辜氏脑后的辫子说一些不三不

       四、轻薄无聊的话（比如在同类的问题上，就有对汉奸周作人百般宽

       容、极力吹捧的言论出现），那我们就不妨以辜氏的话严肃地回答：

       评价辜鸿铭：“在德不在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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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m/culture/2001/0416/1183.htm

       解读辜鸿铭

       作者：张俊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辜鸿铭一直以它的保守主义狂言傲世，结果往往为世人所侧目。今天如果我们抛开他涉及个人生活细节方面的论调，单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大处着眼，社会发展的现实又使我们不得不佩服辜鸿铭的远见卓识。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由于辛亥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整个中国从此陷入持续近百年的混乱中。虽然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同等的痛苦，但作为生活于其中的人，尤其是像辜鸿铭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进步是不愿看到的，也是极力反对的。因为在辜鸿铭看来，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并不是看这个社会的工业有多发达，关键是这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多大程度上给人以关怀。而西方的传入的现代工业理性给人们的只有物质的汪洋，并且物质理性根本上否定传统的社会理念，因而他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贬斥西方，弘扬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质的文明，各自都又产生发展的历程，作为精神领域的文化，不应用物质利益来评判优劣。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正像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失去了忍耐性，急功近利的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投身到自己没有根基的文化中去。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是一两代人不能抚平的。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辜鸿铭独特的人生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保守主义的根基

       从整个传统文化的视野来看，保守主义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就是因为非常强调家族观念家庭文化氛围对一个人的思想有形成很重要的影响，基本上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思想基调。

       辜鸿铭正是这样，他出生在非常正统的封建家庭，但是与同时代许多希望打破家族樊笼进步青年不一样的是，他对家庭中的家族制度、祖宗祠堂有特别的感情。因为首先这个家庭侨居南洋，因而在儒家土壤上长出了中国人特有的华侨情结，祖祖辈辈都有叶落归根的梦想。在形式上，每逢祖宗祭日，父亲总是以庄严的口吻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们愿意在列祖列宗面前起誓，不论我们身在何处，生至何时，永远不会忘记，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其次在语言上，这个家族在南洋近百年，一直保持家乡的"闽南汉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安希孟《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所以作为思想的启蒙，这些就成了成为他的保守主义的先声。因而当时人们对这样以为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文化大师的怪论颇为不解的时候，其实是忽略了他独有的华侨身份。最后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说，从五胡乱华到元清入主中原，中国政治的大舞台上，有许多曾试图用自己的文化来替代儒家文化，最后都以被同化而告终。事实上即使这个文化已腐朽得成为历史的发展的障碍，人们也宁可给他注入新的血液，也不会抛弃他，而中华文明也正是有这种不断的演进，才在世界文明史上获得了至上的地位，也使得每一位中国人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因享受其无比的光辉而保持自己的信仰，这其实也是辜鸿铭之所以对中国文化倍加称颂的另一原因所在。因而他指出，中国文化才是最具理性最具人文主义的，他能给每个人以存在的价值，给每个社会的人以终极关怀，而这些使西方功利主义所不具有的。总之无论他的家庭启蒙，还是华侨情结，以及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都从不同的角度奠定思想的保守的一面。

       它保守主义思想的另一面却出与偶然。因为他的正规的学校教育来自西洋，从小生活在英国，对中国社会生活缺乏了解，这样西方社会生活先入之见使得他对中国社会抱有无限的好感，并且立志要用中国哲学来教化欧洲。这种文化的先后次序的差异，成为他与以胡适为代表的留洋学者思想对的根本所在。因为胡适在留洋之前对中国社会弊端有深刻体会，因而希望用西洋之学来救中国；辜鸿铭在留洋之前从没有踏上中国的本土一天，对中国社会根本谈不上了解，进入西方社会之后一直生活在贵族化的家庭环境里，贵族家庭的保守性与对现实社会批判性深深感染了他，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从开始了解就具备了深刻批判性。正是由于他对西方现代社会弊端深刻认识，他才要众人摆脱物质理性狭隘与浮躁，做一个博大、深沉、纯朴、灵敏的中国人。当然他并不是要求人们面对西方的侵略不去抗争，而是要求人们更理性的去考虑自己的言行，舍弃物质理性的浅薄，真正找到精神层次的社会脉搏。但是被压抑数千年的中国人已无暇去考虑这些道德说教，在物质利益的诱惑和西方强权的驱使下陷入了实用主义的深潭。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他深深体会到"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在这种心态下，它的思想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不仅对封建制度百倍维护，而且为封建社会的毒瘤"纳妾""裹小脚"大加辩解，甚至把中华民族的罪人慈禧太后誉为"最伟大的女性"。因此它的保守主义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他的教育状况和社会生活背景。

       其实对辜鸿铭保守思想的形成起外在促进作用的是西方文化，因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相对于时代的另类思维在西方文化中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但人们在西方对于保守主义并不像中国人一样深恶痛绝，而是认为它仅表征"个人面对历史巨变和人性复杂时自感无力和谦卑，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图画或自信武断的结论。"（徐友渔《辜鸿铭的保守主义》）因而辜鸿铭在其一生中满足于自己的保守主义角色，还自称为"大清国的最后一条辫子"，主要精神支柱就在于他的西方化的精神理念。

       李玉刚先生在他的《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说，辜鸿铭十岁赴英留学，一直生活在布朗家族，受到布朗先生与老布朗先生的悉心栽培，而布朗家族在苏格兰王国具有贵族血统，因而从小就受到其他中国人在西方难以企及的完全正统的贵族化教育。而另一方面他的大学教育主攻历史、文学，并且有著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评家卡莱尔教授为导师，因而他就正如李玉刚所言："卡莱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家的形象，简直就成了他直接效法的伟大先贤和榜样，卡莱尔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辞锋，仿佛已经注入了他的灵魂深处。"（同上）所以当卡莱尔对中国历史文化表现出极大尊重和崇敬时，他感受到自己民族自豪感和自身的使命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回国后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理论依据立于历史背面，不断与社会抗争，最终在贫困交加中死去，而更为凄惨的是，他最为欣赏的女儿在他逝世之后竟投苏州一寺庙为尼，这也许是当时社会对他的保守主义所应有归宿的最好表征吧。

       最后西方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是他厌弃西方文化，追求中国平静祥和文化的原因。十九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社会笼罩在混乱与恐惧中。经济危机吞噬着人民手中的财富，原有的社会组织重新分化组合，在物质理性与强权意识的驱使下，军国主义幽灵遍布整个欧洲。对此，人们开始怀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再相信政客兜售的选票，正如卡莱尔所说的："今天的所谓欧洲，也不过是徒有民主制度，而没有民主精神。"因此辜鸿铭面对当时中国人崇拜西方社会制度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他宁可抱残守缺，也不愿拾人残羹，最后走向保守主义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体认

       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序言中说："事实上，要懂得真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对此徐友渔先生在《辜鸿铭的保守主义》中说："他对中国人的气质、个性之类难于揣摩把握的东西，是那么细腻、灵敏，既洞若观火，又体贴入微。"赞叹之意溢于言表。

       但中国人为什么具有如此优良的品质？用辜鸿铭的话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是用心去思考而不是仅用脑；人性问题上，儒家正统思想是"人之初，性本善"，因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理想状态中，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个人，只有家庭，面对血浓于水的亲情，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就显现出来了。中国人之所以深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比敬仰的领袖，都有自己家庭中的可尊敬的亲人-父母兄弟，有自己"良民宗教"的"教堂"中供奉的祖先，面对先人的光辉与家人的期望，每个人都不得不深沉。

       中国人之所以纯朴，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的结果。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对别人信任的基础上，而且中国传统"忠义"之道使人们对每一个自己所给予期望的人以信任，因而在这个相互坦诚相对的社会有机体中，人们就不会有西方的"夏洛克"式的唯利是图，完全用心灵过着纯朴的生活。

       中国人之所以博大，是因为我们有广阔的历史文明，有辽阔的疆土。在这片开阔的天地里，人们创造了辉煌，也承受了巨大的苦难，而正是这些辉煌与苦难造就了中国人博大的胸襟。

       中国人之所以灵敏是因为，一个社会，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庞杂的社会，每一个因子必须具有灵敏的品质，如果没有，则整个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强调关系的社会里，人们必须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如果稍有疏忽，就会寸步难行，而这就需要人们具有灵敏的品质，历史的辉煌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孕育出中国人这种深沉、纯朴、博大、灵敏的品质，中华民族才能作为绵延几千年的古老民族生机依旧。正如辜鸿铭在论证："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所说的，"是同情的或真正的人类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智能的和谐。"（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而辜鸿铭正是基于这种精神的把握，才有他后来对中国社会一系列独辟蹊径的解剖，这可以说是当时任何中国学者所不能企及的，至少来说是令我由衷佩服的。

       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论证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他以中国人的精神作为突破口，对中国社会也进行了深刻解剖。这过程中虽有难以掩盖的缺陷，然而这些极端的言论也只是他个人的社会体认，因而可以说他只是忠于他自己的生活而已，我们没有必要对此有太多的不满，相反他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到是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大小集体中，履行自己被决定的义务，而这些义务就是去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他接受孔子的论断：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所以他从夫妻关系着手，而他反复论证的就是"无我"哲学，他认为："以为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在中国，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去拥抱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纯粹地、无私的为丈夫活着。"同样，中国男人的生存也是无我的，"他不仅要对他的家庭尽职，还要对他的国王和国家尽职，甚至在对国王和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有时要献出生命。"（同上）因此他论证中国男人奉行的是"忠诚教"，忠诚在儒学的经义中也是一种"无我"所以他说："外国人只有弄懂了这两种'道'或'教'，中国人民的'忠诚教'和'无我教'，他才能理解中国男人或真正的中国妇女。"（同上）也许许多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对此会断然否认，但是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说："但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分本利息、行将解体的时候，统治者原来选择的维系既定社会制度得礼法秩序及思想体系就失去了维系力，但在朝廷找不到的礼俗，民间还可以找到，也就所谓的"学在民间，道在山林"。所以从辜鸿铭的个人社会感悟来说这种无我哲学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

       其实在辜鸿铭看来，整个社会正是有了"无我"的"良民宗教"，人际关系才有相互信赖基础上的调和。不过从西方严密的逻辑来看，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因为社会纷繁复杂，人人品质不尽相同，如果有一个人失信于人，应该说这个系统就会解体。事实上并非这样，一方面真正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不会失信于人，另一方面在儒家道德律令中，信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在这种体系中，如果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疑自绝于社会，作为深沉的中国人，他不会，也不敢，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活着的，而是为祖先和子孙，他唯一最求得就是君子之道，而君子之道又是与信义廉耻紧密联系的，因而在传统社会里，君子之道不仅是道德律令，而且是世俗社会的法律依据。当然辜鸿铭这方面的认识并没有超出前人，不过他能在一种文化没落之际，以一种另类的批判眼光来肯定它的价值，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崇敬的。

       辜鸿铭对上面社会的分析，最后还是归于文化的领域的论证。而他对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是在西方世界的中国文化荆棘地除草开路，树立正确的中国文化形象。

       他首先从语言着手，将汉语分为口头语与书面语两大类，并认为："口头语属于没有受过教育、完全未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语言，事实上是一种孩童的语言。"而书面语在分为简单修辞语文、通行的语文和高度优雅的语文三类，他认为："中国文学中的高级古典汉语，中有一天能够改变那些作为爱国者正带着一种野蛮动物的相争本能鏖战于欧洲的、尚处在自然毛坯状态的人们，使他们变成和平的、文雅的和礼让的人。"（同上）这种关于语言的说法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是一致的，安希孟在《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中说："语言不可能以客观方式提供关于世界的真理，就其本性而言，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既然语言是一种文化创造，那么，归根到底，意义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基于这种认识，辜鸿铭企图通过语言的改变来改变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从而根本拯救欧洲，使西方世界摆脱混乱走向有序，是很有道理的。在特别看重心灵的辜鸿铭眼里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是天经地义，因而他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以我说中国的语言也就是一种心灵的语言。"（同上）所以他认为西方人如果掌握了东方人的语言习惯，那么他们体认生活的维度也就由理智转向理性，由用大脑思考改为用心思考问题。（现代医学证明他的这种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种思维的差别，使得东西方文化交流存在巨大的障碍，以至于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为西方人所认同，不过到是西方的文学作品能为中国人所理解，这就因为中国人品质中的博大、灵敏的缘故。基于上面的对比，辜鸿铭突出了中国文化的地位，同时显现了他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度。

       辜鸿铭在东方文化西进方面的工作不是开创性，却是标志性的。因为西方人早在进入中国之初，就极力想了解风情迥异的东方古国，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只能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的。结果那些一知半解的传教士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在西方世界给中国塑造了极坏的形象，辜鸿铭因而对西方所谓"大汉学家"的诬蔑显示出异常的气愤，他指责道："现在外国人当中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他们不会中文，也不了解儒家学说，但是却什么都研究。不但自己是谜语抽象的概念中，而且想做一名大师或汉学家。'大师'或'汉学家'仅是一个名词，也就是一个-霍普金斯先生谈到英国领事馆人员是所说的-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称之为傻瓜的代名词。"（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正由于他对西方翻译家的不满，他才通过自己对文化得体认，重新翻译了许多文化典籍，难能可贵的是他运用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化中的"仁""义""礼"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独到的翻译。

       关于"仁"的翻译,他指出:"人类所有纯真的情感均可以容纳在一个中国字中,这就是'仁'。在欧洲语言中，古老的基督教术语中的神性（godliness）一词与'仁'的意义最接近，因为'仁'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神圣的、超凡的品质。在现代术语中，'仁'相当于仁慈、人类之爱。"（同上）当然这种"仁"的解释在"皓首穷经"的"宿儒"来看可能不足取，但他毕竟指出了"仁"在儒学中的地位和精神实质，这相对于"大汉学家"翟理斯博士翻译孔子"色难"为"要描述他，是困难的"要高明多，翟理斯的翻译与本义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他在翻译"礼""义"时说："（它们）实际上就是孔子赋予我们中国人民良民宗教的精神。"（同上）他认为只有中国文明礼义并重，希伯莱文明与希腊文明授予欧洲人"礼"与"义"都是抓起一点不及其余，进而导致欧洲爆发人类迄今为止最残酷、最野蛮、最无益而又最可怕的战争。他指出中国文明正是有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教导，才没有商业主义之下的群氓崇拜、强权崇拜，并且认为："只有当我们鼓足勇气，不计私利，拒绝参加和追随那些群氓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清除群氓崇拜。"进而一针见血的指出，"今日世界上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事实证明辜鸿铭的这些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至少说是令西方人信服的，因为他因此在百年前的欧洲获得了一个中国人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

       总之，对于传统文化的体认，辜鸿铭无论对中国人精神的把握，还是社会结构的分析，以及传统文化理念的理解，都是独到的，并且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为了辩论而辩论，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表示他对文化的崇敬。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后一位狂客

       辜鸿铭的一直以怪闻名于世，但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的层面，我们其实可发现他更多的是狎。他的一生不断与社会潮流对抗，成为时代标准的反动派，但是他那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对自己文化理念的忠诚却是值得我们景仰的。

       因为

写作时缺乏灵感，就让妻子脱鞋去书房的才子是哪位？

       文|大熊飞罐

       除了辫子和长袍马褂之外，辜鸿铭还有一个立世标签――狂。辜鸿铭的狂主要表现在两个地方：一是愿意当众显示自己的才能，二是经常骂人。

       中年辜鸿铭就是一个斗士的形象。

       一

       辜鸿铭可以轻易表现出来的才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外语好，一个是记性好。配上辜鸿铭老土守旧的造型，所以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惊讶，从而留下一段段逸事。

       有一次，辜鸿铭在电车上看《泰晤士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见他的样子可笑，出语侮辱。辜听到后，故意将报纸倒过来看。英国人更加嘲笑他连字都不认识。此时辜鸿铭看着倒着的报纸，将整段文章朗诵出来，并说，“英文太简单，如果不倒着看，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梁敦彦是清末知名的外交官，还曾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过交通总长，他也曾在张之洞的幕府中任职，与辜鸿铭相熟。一次，辜鸿铭和他打赌，说自己能背下来英国诗人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这首长诗共6100多行，辜真的背了下来。

       二

       辜鸿铭第二个表现狂的方式是见人就骂，主要骂的还是达官显贵或社会知名人士。

       让我们先简单看看他都骂过谁：

       大清帝国还未倒台时，一次，外务部举行联欢会，有地方官员给李鸿章行礼，李鸿章极为傲慢，视而不见。辜鸿铭看不过去，走上前去讽刺李鸿章，“一直听说中堂大人身体欠安，原来患的是眼疾啊！”

       一次辜鸿铭和盛宣怀闲聊，盛怕辜说出不好听的话，所以很小心，自称管理经济不如张宫保（张之洞）。谁知还是被辜找到了话茬。辜鸿铭说：“张宫保比起你来差远了。张宫保的部下，一个个穷困不堪；而你的部下，一个个大腹便便，富雄一方。所以张宫保的经济才能比你差远了。”

       辜鸿铭主要著作之一《张文襄幕府纪闻》刊行于1910年，他在书中评论的人物大都健在，有的依然很有权势，但辜鸿铭在书中指名道姓，嬉笑怒骂，毫不避讳。

       1911年，张謇、唐绍仪来劝辜鸿铭辅佐袁世凯，辜不仅拒绝，而且奚落两人：“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好在唐绍仪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对此并不介意。辜去世后，唐还曾向国民政府为他申请国葬。

       袁世凯称帝后，辜鸿铭多次在不同场合骂袁世凯是“贱种”“流氓”，公开宣称袁是“中国群氓的化身”。在北大讲课时，有一次从上课开始骂袁世凯，一直骂到下课。学生总结：不能跟辜先生提“袁世凯”，一提一堂课就报废了。

       三

       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乱世，政客、文人惹来杀身之祸的不在少数，辜鸿铭的做法难免会令人担心他的人身安全。但实际是，辜鸿铭活到72岁，因染上感冒而去世。那么，处处得罪人的辜鸿铭为什么会得到善终的呢？

       1我本善良

       辜鸿铭虽然狂傲，但本性有善良的一面。

       据梁实秋记载，辜鸿铭听不得乞讨之声，一听见，便出门施舍一两枚小银币。其晚年时，家境已比较穷困，但仍如此施舍，所以其妻对此非常恼怒。一次，又有叫花子上门讨钱，辜照例又给了钱，结果回来后，他夫人将手中饭碗砸向他的脑袋。

       辜鸿铭有一个妾，是日本人，叫吉田蓉子，辜鸿铭之所以收她为妾，其实也因为可怜她。吉田蓉子的父母来中国，多年未有音讯，吉田蓉子便只身一人来中国寻找。父母没找到，她还被拐卖到汉口一妓院中。吉田蓉子坚持不肯接客，遭到鸨母的打骂。辜鸿铭了解情况后，把她赎回家中。后在其妻的撮合下，吉田蓉子当了妾。虽然后来辜鸿铭帮她找到了父母，她也决定不再返回日本。

       类似这样的善良本性肯定会反映在辜鸿铭的日常行为上，也会成为他的“护身符”吧。

       2狂有狂的底气

       辜鸿铭之所以狂，因为他有狂的底气，就是他的学识才能确实高人一等。辜鸿铭自小在欧洲留学，通晓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9种语言。他的这种“通晓”，不仅仅是流利对话，而是可以用其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孙中山、林语堂都曾认为其英文造诣“中国第一”。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写信向辜鸿铭请教，与其探讨过中国文化对现实世界所起的作用。

       英国作家毛姆对辜鸿铭的评价是“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

       正是因为具有这些才能，辜鸿铭才有立身之阶：张之洞收他在幕府中任职20年，并颇为依重他，后又向朝廷举荐他。袁世凯也曾想起用他，被拒绝后还想拉拢他，许之每月600大洋，来做家庭教师。蔡元培也力排众议，让他来北大当教授。

       有狂的资本，虽然爱骂人，但还可以为其他人接受吧。

       3做事有原则性

       在张之洞的举荐下，做了多年幕僚后，辜鸿铭当上了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这是一个月薪高达800两银子的肥缺。辜上任后，发现局里的洋雇员贪污挖泥工费，十分愤怒，要予以严办。但将情况呈报上去之后，上级却决定不查办。辜鸿铭气愤不过，想方设法将此事捅到了报纸上。

       因缺资金购买外国军火，张之洞派辜鸿铭到上海去借外债。辜鸿铭找到德国一家银行的经理，说明来意后，马上声明绝不收回扣。

       民国初年，议会贿选成风。辜鸿铭在参加一次国际聚会时碰到一位议员，便指着此人，用英语说：“此人要用800大洋买我的选票。诸位，我辜鸿铭如此卑贱吗？”

       所以，辜鸿铭的愤怒也是有原则性的，并非随心所欲地乱来，这也是最终保证辜鸿铭平安度过一生的原因之一吧。

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

       民国的才子辜鸿铭就有一个奇怪的爱好。他很喜欢女子的小脚，平时写作没有灵感，就让妻子脱了鞋去书房陪他，他拿着妻子的小脚细细把玩，定然文思泉涌。

       此外，辜鸿铭为人狂娟，是有名的怪杰，平日里最爱骂人，很多人都遭过他的毒舌。

一、酷爱小脚，妻子小脚找灵感

       古代女子缠足，乃是一种摧残女性的畸形审美，到了民国时期，许多文人都主张放足，不愿娶小脚女人。

       但是辜鸿铭却不一样，他十分喜欢女子的小脚，甚至写作时都要借助小脚找灵感。他的妻子淑姑，是一个缠足的传统女子，对此他很满意。

       平时无聊时，辜鸿铭便会叫来妻子，让她把鞋子脱掉，自己低着头，细细端详妻子的小脚，心中十分的欣喜。

       创作的时候，辜鸿铭有时候不在状态，半天写不出一个字，这时，他就会叫妻子到书房来陪着自己。

       到了书房，辜鸿铭便让妻子脱了鞋子，将脚放在凳子上，自己则拿着妻子的小脚时捏时掐，细细把玩，不觉间便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助。

       不一会儿，一篇佳作就写成了。

       辜鸿铭也从不避讳自己的小癖好，他曾满心激动的说：“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子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

       如此一来，知道辜鸿铭喜欢小脚的人也就很多了。康有为还送过辜鸿铭一张写着“知足常乐”的横幅，他收到后十分开心，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此外，辜鸿铭十分舍得在女人身上花钱，有一次在一个青楼女身上花了四百大洋，当时，一个五口之家，一个月也就需要六个大洋而已。

二、留长辫，娶小妾

       民国时期，人们纷纷剪去了辫子，辜鸿铭虽有过留洋经历，却一直坚持留着长辫，很看重儒家的思想。

       即便后来，他因为留辫子受到过许多的嘲讽，辜鸿铭却一直引以为傲。

       他曾说过：“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所以，“中国目前最迫切的改革并非改头换面，而是派出最优秀的中国人，去向欧洲人民展示我们的真相。”

       当时，女性解放思想风靡全国，很多人都主张一夫一妻制，但是辜鸿铭却支持男人纳妾，他认为这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

       在一次聚会上，一个英籍的贵妇人，就曾问过辜鸿铭，说：“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娶许多女人，而女人则不可以反过来有许多男人呢。”

       辜鸿铭不慌不忙的回答道：“男人好比茶壶，女人恰如是茶杯，夫人见过一把茶壶配四只茶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

       此理论一出，那位贵妇人哑口无言。

       辜鸿铭主张纳妾，自己也有小妾。他的小妾是一位日本女子，性格温柔贤淑，和正室相处得很好。

       两个妻子让辜鸿铭十分的幸福，他曾说过，爱妾是他的“安眠药”，可以催他入眠。

三、一生最爱骂人

       辜鸿铭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爱骂人了，可以说，他就没有不敢骂的人。

       当时慈禧庆生，宴席奢靡不堪，于是辜鸿铭写了一副对联：

“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袁世凯去世后，政府下令举国哀悼三天，结果辜鸿铭请了一个戏班子，在家里唱了三天三夜。

       胡适用英文读诗，辜鸿铭骂他“英国下等人的发音。”

       此外，他还骂唐绍仪，说他是“士芥尚书”，骂张謇是“犬马状元”，甚至扬言要杀严复和林纾“以谢天下”，可以说，就没有人是他看得顺眼的。

       除了骂国人外，辜鸿铭骂起洋人来，也毫不留情。

       法国的公爵夫人来中国，辜鸿铭讽刺她没有文化，连报纸拿倒了都不知道。

       去看**遇到一个苏格兰人，辜鸿铭愣是让人家给他掏烟袋锅。

       日本著名的教授伊藤博文，慕名而来拜访，结果被他嘲讽得哑口无言。

       有外国人久闻辜鸿铭的大名，想做他的学生，结果被他一个个骂出了门外。

       辜鸿铭因为精通多国语言，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或者法国人，他都能把人家骂得心服口服，以至于当时洋人中流传这样一句话：

“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得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的一生

       辜鸿铭(1857.7.18-192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以下是我整理的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

        辜鸿铭(1857.7.18-192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 属马 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 文化 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国学大师辜鸿铭人物生平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 记忆力 。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鸿铭手笔。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 留学 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

        1881年，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

        1883年，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 文章 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 教育 。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

        1893年11月29日，在辜鸿铭鼎力谋划并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教习，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1901年，清廷曾以“游学专门”名誉赐他为“文科进士”。

        1905年，辜鸿铭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

        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1908年，宣统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

        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1910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辞去公职。

        1913年，和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用人主张，创中国大学昙花一现的鼎盛时代。辜鸿铭被邀请教授英国文学。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同年，见溥仪。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乃拂袖而去。

        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但染了感冒，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国学大师辜鸿铭主要成就

        个人著述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 事迹 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英文专著

        1.PapersfromaViceroy'sYamen：AChinesePleafortheCauseofGoodGovernmentandTrue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MoralCauseoftheRussia-Japanese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 故事 》)，是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 传统文化 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ChinaDailyNews)、《日本邮报》(JapanWeeklyMail)、《北京日报》(BeijingDaily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华北正报》(NorthChinaStandard)、《泰晤士报》(The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论文集Vox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中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

        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至今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 思维方式 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

        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TheDiscoursesandSayingsofConfucius：ANewSpecialTranslation，IllustratedwithQuotationsfromGoetheandOther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TheUniversalOrderorConductof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 反思 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 方法 ，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

        辜鸿铭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鸿铭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鸿铭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对于辜鸿铭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__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鸿铭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鸿铭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但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鸿铭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学贯中西

        辜鸿铭学贯中西。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不但要售票，而且票价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戏票价格为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讲演票则开价两元，却还很叫座。足见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推崇国学

        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

        春秋大义

        辜鸿铭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

        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ofChinesePeople)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系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and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gentle，温文尔雅)，“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辜鸿铭以此回应和解释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套话：“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他形象地说：“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在辜鸿铭看来，不屑于精确的中国人，其“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这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国味道的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长诗《丁登寺》，展现出中国人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而产生的那种“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这种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赋予了中国人那种“难以言状的温良”。

        “真正的中国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国妇女”或“理想妇女”身上得到了尤为充分、完满的体现。中国男人的“温文尔雅”，在中国妇女那儿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温柔”。辜鸿铭承认，在 其它 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妇女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温柔，比如__的圣母马利亚，但是与中国的观音菩萨相比，中国的理想女性要在“轻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礼”方面更胜一筹。他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描绘出了中国理想女性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悠闲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纯洁或贞洁”。谈及中国女性，中国人纳妾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辜鸿铭将这种现象的“合理存在”归因于中国妇女的“无我教”，或曰“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这显然是一种狡辩，不过这种狡辩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中国妇女幽美而贤淑的理想形象。

        中国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鸿铭认为，这是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的结果。所谓“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__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

        历史的发展证明，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并没有产生“乱臣贼子惧”的实际效果，他对中国“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显然是过于自信了。不过，在“一战”前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由于人们身受战争苦难，对于自身文明的价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绝望，而对和平安宁的东方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欣羡，辜鸿铭其人其书就成了他们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在这股“辜鸿铭热”的推动下，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鸿铭笔下遵奉良民宗教、社会有条不紊的中国与温文尔雅的中国男人、幽美贤淑的中国女人的形象也广为人们所熟知，乃至成为身陷战乱之中的欧洲人心向往之的一个乌托邦。真实与否姑且不论，辜鸿铭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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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非常高兴能与大家分享这些有关“辜鸿铭一生只服两个人”的信息。在今天的讨论中，我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全面地了解这个主题。感谢大家的参与和聆听，希望这些信息能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