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为什么被赶出北大_辜鸿铭为什么被赶出北大教授

       希望我能够回答您有关辜鸿铭为什么被赶出北大的问题。我将根据我的知识库和研究成果回答您的问题。

1.������Ϊʲô���ϳ�����

2.晚清奇侠乱世民国大师辜鸿铭的乡愁

3.建党伟业里王力宏说外语教授写学生是暴徒，而他一句话不说就走了，这是啥意思？

4.清末怪杰辜鸿铭

������Ϊʲô���ϳ�����

       民国时期，出现了很多有个性的人 ，但要说最“怪”的一个，恐怕还要数辜鸿铭。喜欢他的人称他为“怪杰”，不喜欢他的人则叫他“怪物”。

       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葡萄牙人，义父是英国人，家里的仆人有马来西亚人，也有菲律宾人，所以辜鸿铭从小就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杂中熏陶，对各种文化都有着极强的领悟能力。

       在十岁那年，义父布朗先生要返回英国，就想将他也一起带去，接受西方现代教育。临行前，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把他带到祖宗牌位前，让他跪下，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后，辜鸿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九门外语，先后获得了十三个博士学位，震惊了整个西方学术界。

       在欧洲游学完成后，辜鸿铭路过新加坡时，偶遇语言大师马建忠，马建忠向他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辜鸿铭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从此决定返回中国大陆，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因为精通东西方两种文化，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辜鸿铭迅速成为世界文化界的大红人。

       1909年，辜鸿铭的《中国的牛津运动》英文版在欧洲出版，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大学都把这本书列为必读书。1915年，《中国人的精神》在欧洲出版，书中不光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深刻地剖析了西方人的劣根性，因此在西方极为轰动。当时，在西方文化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泰戈尔，另一个就是辜鸿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艾恺也说：“在那个时代，辜鸿铭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不光在学术界广受推崇，在大文豪们眼里，辜鸿铭也是神一般的存在。比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曾写信向他请教问题；还有英国大作家毛姆，也称他为“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访问时，还专程去向他请教，但辜鸿铭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不要再声称代表东方文化了，回去乖乖地写你的诗吧。

       当时，辜鸿铭住在北京椿树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每天都有国际名流来拜访他。那时候电灯已经传入中国，但辜鸿铭从来不用，而是点个小煤油灯，加上家里又采光不好，昏昏暗暗的。一些国际名流就建议他拉上电灯，但辜鸿铭说：“我们中国人讲究明心见性，心明，灯自明，不像你们西方人那样只讲究表面功夫。你们既然来到中国，就应该学学中国人的哲学。”国际名流们虽然听不大懂，但没人敢反对，只能乖乖地听着。

       民国著名外交家王宠惠在游历西方各国后，感慨地说：“他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

       虽然辜鸿铭在西方备受推崇，但因当时中国饱受西方欺辱，让辜鸿铭内心极为沉痛，便对西方人冷嘲热讽。

       有一次，英国大作家毛姆来到中国，写了一封信让人送给辜鸿铭，想请他来探讨问题。但信送出去好几天都没见辜鸿铭来，毛姆只得自己打听着去找辜鸿铭的住处。到了家里，辜鸿铭给他翻了个白眼，说：“你们西方人认为我们中国人都是下等人，一封信就得乖乖地去见你们，告诉你，你想错了，要想见我必须到我家里来。”毛姆连忙道歉，说自己不认识路，解释了半天才把辜鸿铭的气消了。

       日本的伊藤博文访问中国时，见到了辜鸿铭，就调侃他说：“你精通西方文化，自然知道当今世界大势，怎么还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呢？你觉得孔子的教育思想在今天还适用吗？”

       辜鸿铭说：“孔子的教育思想，就像数学上的加减乘除，在两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到了今天仍然是三三得九，绝不会变成三三得八。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还在这里妄谈世界大势！”伊藤博文无言以对。

       辜鸿铭曾把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跟中国人做过一个经典的对比，认为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三种优秀的精神特质。在他看来，中国人过的是一种“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兼具“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生逢乱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杰，骂遍天下强梁，他生性喜欢褒贬人物，出语尖酸刻薄，不留情面。“你们以为穿西服，流时髦头，便够摩登了？我告诉你们，孔孟纵然披上猴皮,还是圣贤；猴子纵然穿起蟒服，仍是兽类。内心未变,外表变更，毫无关系。”辜鸿铭对晚清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李之病在固。他还拿张之洞与托忒克·端方作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说到评论人物，辜鸿铭最看不起的就是袁世凯，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辜鸿铭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辜氏听了这话，便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

       辜鸿铭生平也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虽然辜鸿铭对很多事愤世嫉俗大家都很认可，但是说到皇权，人们却对他的做法不是那么认可的，甚至认为是诡辩，为人所诟病。

       就在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就没有微词。万寿节时，湖广总督府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梁星海便怂恿他试编一首。辜鸿铭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使满座为之哗然。“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但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即使是这样一个老保守，也是有骨头的。“比如讲法律吧，你要讲‘法律’（说时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说时大声，并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绝对不行。”“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辜鸿铭也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扼，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此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shū）。”严、林二人均在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

       然而，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极为痴迷，辜鸿铭的一些行为甚至有些偏激，比如他那条终生不剪的大辫子。在当时，经过辛亥革命的熏陶，大多数人都剪掉了辫子，尤其在大学里，更是无人不剪，但唯一一个例外就是辜鸿铭，以至于在北大，甚至全中国的大学里，只要一提起辫子，大家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辜鸿铭。

       但辜鸿铭丝毫不以为意，还振振有词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不光是辫子，辜鸿铭对女人的小脚极为喜爱。“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康有为还送他一副“知足常乐”横幅，辜鸿铭说：“康有为深知我心。”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作文《一个有思想的俗人》有一段话可谓一针见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同样的，辜鸿铭对传统的三妻四妾也是极力维护。有一次，他跟一位美国人谈起纳妾，说：“‘妾’这个字，就是立女，站在旁边供男人累了做靠手的。”

       美国人向来主张男女平等，自然不会同意他这番怪论，就反驳说：“照你这么说，女人累了也可以让男人当靠手，也可以一妻多夫了。”

       辜鸿铭慢悠悠地喝了口茶，说：“你看这套茶具，都是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世上哪有一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说得美国人哭笑不得。

       后来，这个“茶壶与茶杯”的段子迅速流传开来，成为一大笑料。徐志摩跟陆小曼结婚时，陆小曼还特地跟徐志摩说：“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给四个茶杯倒水，但牙刷只能一个人用，我以后只用你这一根牙刷，你也不能再给别的茶杯倒水。”在场的众人哄堂大笑，以为妙绝。

       不过，辜鸿铭主张三妻四妾，看似对老婆不尊重，但实际上却很怕老婆。当时北京有很多乞丐，辜鸿铭经常会给他们一点钱，后来被老婆知道了，痛骂了他一顿，辜鸿铭吓得再也不敢了。在跟学生们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无奈地说：“老婆都不怕，还有王法吗？”也许是被老婆压迫太久了，辜鸿铭对青楼妓女很是赞赏，有一次一个外国学者问他，去哪里才能学到真正的中国文化。辜鸿铭神秘地说，可以去八大胡同逛逛，在那里你可以见到中国传统女性身上那种端庄、羞怯、优雅。结果那个外国学者去了之后，果然乐不思蜀，后来还成了研究中国女性的专家。

       对于这个论调，大作家林语堂也深表赞同：“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女生已经不会了。”

       其实，林语堂不光对辜鸿铭的这个论调表示赞同，对他的学问也是推崇备至，曾深情地说：“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

晚清奇侠乱世民国大师辜鸿铭的乡愁

       辜鸿铭(1857.7.18-192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以下是我整理的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

        辜鸿铭(1857.7.18-192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 属马 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 文化 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国学大师辜鸿铭人物生平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 记忆力 。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鸿铭手笔。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 留学 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

        1881年，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

        1883年，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 文章 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 教育 。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

        1893年11月29日，在辜鸿铭鼎力谋划并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教习，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1901年，清廷曾以“游学专门”名誉赐他为“文科进士”。

        1905年，辜鸿铭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

        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1908年，宣统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

        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1910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辞去公职。

        1913年，和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用人主张，创中国大学昙花一现的鼎盛时代。辜鸿铭被邀请教授英国文学。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同年，见溥仪。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乃拂袖而去。

        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但染了感冒，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国学大师辜鸿铭主要成就

        个人著述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 事迹 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英文专著

        1.PapersfromaViceroy'sYamen：AChinesePleafortheCauseofGoodGovernmentandTrue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MoralCauseoftheRussia-Japanese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 故事 》)，是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 传统文化 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ChinaDailyNews)、《日本邮报》(JapanWeeklyMail)、《北京日报》(BeijingDaily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华北正报》(NorthChinaStandard)、《泰晤士报》(The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论文集Vox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中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

        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至今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 思维方式 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

        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TheDiscoursesandSayingsofConfucius：ANewSpecialTranslation，IllustratedwithQuotationsfromGoetheandOther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TheUniversalOrderorConductof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 反思 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 方法 ，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

        辜鸿铭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鸿铭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鸿铭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对于辜鸿铭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__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鸿铭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鸿铭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但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鸿铭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学贯中西

        辜鸿铭学贯中西。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不但要售票，而且票价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戏票价格为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讲演票则开价两元，却还很叫座。足见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推崇国学

        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

        春秋大义

        辜鸿铭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

        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ofChinesePeople)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系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and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gentle，温文尔雅)，“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辜鸿铭以此回应和解释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套话：“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他形象地说：“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在辜鸿铭看来，不屑于精确的中国人，其“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这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国味道的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长诗《丁登寺》，展现出中国人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而产生的那种“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这种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赋予了中国人那种“难以言状的温良”。

        “真正的中国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国妇女”或“理想妇女”身上得到了尤为充分、完满的体现。中国男人的“温文尔雅”，在中国妇女那儿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温柔”。辜鸿铭承认，在 其它 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妇女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温柔，比如__的圣母马利亚，但是与中国的观音菩萨相比，中国的理想女性要在“轻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礼”方面更胜一筹。他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描绘出了中国理想女性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悠闲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纯洁或贞洁”。谈及中国女性，中国人纳妾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辜鸿铭将这种现象的“合理存在”归因于中国妇女的“无我教”，或曰“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这显然是一种狡辩，不过这种狡辩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中国妇女幽美而贤淑的理想形象。

        中国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鸿铭认为，这是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的结果。所谓“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__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

        历史的发展证明，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并没有产生“乱臣贼子惧”的实际效果，他对中国“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显然是过于自信了。不过，在“一战”前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由于人们身受战争苦难，对于自身文明的价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绝望，而对和平安宁的东方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欣羡，辜鸿铭其人其书就成了他们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在这股“辜鸿铭热”的推动下，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鸿铭笔下遵奉良民宗教、社会有条不紊的中国与温文尔雅的中国男人、幽美贤淑的中国女人的形象也广为人们所熟知，乃至成为身陷战乱之中的欧洲人心向往之的一个乌托邦。真实与否姑且不论，辜鸿铭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

        看了“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的人还看了：

        1. 国学大师辜鸿铭个人介绍

        2. 历史名人辜鸿铭简介

        3. 国学大师朱自清个人资料

        4. 高一语文必修4单元测试题

        5. 辜鸿铭琐事阅读

建党伟业里王力宏说外语教授写学生是暴徒，而他一句话不说就走了，这是啥意思？

       清末，西方有句话：你可以不参观三大殿和辜鸿铭就不能去中国。

       谁是顾铭？这是一个从未在中国长大的中国人，却从未忘记自己来自中国。这是一个接受西方教育，却热衷于弘扬东方文化的学者。这是一个走在时代前沿，却一直留着古色古香的辫子的老古董。

       顾铭可以被描述为一代极客。他精通八九种语言。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方，结婚在东洋，工作在北洋。

       当时的学术界，不，整个中国，这个东亚都弥漫着一种西方中心论。外国人东西是最好的，外国人理论是正确的，东方的东西是落后的，是糟粕。但这个在异国长大的辜鸿铭却不是这样。精通西学的辜鸿铭潜心研究国学后作了比较，并由此产生了一生的见解。他认为儒家的仁义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的无情和毁灭。他认为，被中国人抛弃的传统文化，恰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家思想是这种文化的精髓。因此，他不仅崇拜自己，还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推广，承担起强国兴欧美的重任。他用英文出版中国学，几乎是一个国学宣言。此后又写了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并翻译了四书中的三本，如论语、中庸等中国传统名著。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有意识地将中国经典更系统、完整、准确地传播到外国。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在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城的一个英国橡胶种植园里。早年，他的祖先从惠中国福建省泉州地区安县，积累了丰富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顾子云是当时英国人经营的一个橡胶种植园的经理。他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语，会说英语和马来语。他的母亲是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会说英语和葡萄牙语。在这种家庭环境下，辜鸿铭从小就对语言有着惊人的理解和记忆。无儿无女的橡胶园主人布朗老师非常喜欢他，收养他为养子。让他从小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67年，布朗一家回到英国，带着十岁的辜鸿铭来到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在他离开之前，他的父亲在他的祖先牌位前烧香，并警告他：无论你去哪里，无论你周围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不要不要忘记你来自中国。

       直到1885年，辜鸿铭第一次回国。

       中国有两个地方对辜鸿铭来说是特别的。一个是他的祖籍，一个是他在北大任教并生活了五年的北京。

       至于辜鸿铭的祖籍，这真的不是我的悬念，而是一个悬案。至于辜鸿铭的祖籍，总是缺乏令人信服的考证材料，往往有基于猜测的不同意见。一般有福建漳州海城，厦门同安，惠泉州安，泉州晋江。漳州海城论，大概是基于槟城华人移民大多来自漳州海城。比如大学是指槟城的Ku家族来自漳州海城，但没有历史文献证明。后三种说法，——在厦门同安，惠泉州安和泉州晋江比较受欢迎。现代历史学家黄说：关于顾的祖籍问题，没有争议家在福建，但具体地区说法不一。除了汤加，还有厦门和晋江理论。顾曾自称厦门汤臣一品

       晋江理论最早源于王森然。见北京图书馆手稿槟榔屿华人史图录。现在有一些关于晋江的人物，包括辜鸿铭。然而，也有许多人持有汤加理论。最早的

       福建人历来重视家谱，但辜鸿铭氏家族几代前已迁居南洋，其族谱在福建没有流传下来。但如果换一种方式去寻找与槟城早期华侨相关的中英文史料，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伦敦的阿诺德怀特和海峡殖民地的首都新加坡的h.a.cartWright一直在为英属马来亚编纂一部可靠而翔实的编年史辜鸿铭评传。负责撰写其中人物的罗宾逊是马来亚雪兰莪州博物馆的馆长，不仅熟悉这个地方，这本地方志于1908年在伦敦出版，其中槟城顾氏家族的四代人都列在KohSeangTat.名下辜鸿铭的堂弟辜尚达，是槟城辜氏家族的第四代族长。他靠鸦片起家，成为槟城首富和名人。

       罗宾逊槟城辜氏族谱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该家族祖籍为中国福建省泉州地区潼关库厝村。略论同安为同民潼关。童敏安关是截断福建南北小营岭的唯一关隘，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旅从同安到泉州的必经之路。为了防止海贼，清朝实行移海令，把沿海的百姓移了几十里。小营岭关成为切断山海联系的重要场所。它不仅有一个后税门，而且还部署士兵守卫它。

       安关，又名同民安房，是南宋大学者朱为通安，并作为南安通安县。额头上嵌的同民安石碑的题字就是出自他的书法。石坊毁于清雍正年间，止于清乾隆三十三年。同安马巷秀才林应龙提议重修倒塌的石坊，上书清史稿，得到同安县吴用的大力支持。于是在同民安坊旧址设关，保卫人民洛阳镇惠安县举行纪念国学大师辜鸿铭诞辰160周年活动。

       无论在哪里，对辜鸿铭本人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祖先的迁徙是很难发现的。所谓祖籍不一定是根。时间久了，也不过是乡愁的象征。而北大则给了辜鸿铭一个乡愁的表征。

       在北京大学任教六年后，辜鸿铭住在东城区白树胡同26号。白树胡同26号，旧门牌是椿树胡同30号。房本记载，医院占地130多平方米，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一个小胡同里。街道立面的西面，是一个附在墙上的小门楼；院内北三间为脊瓦房，南一间为灰顶平台，总建筑面积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白树胡同26号连同相邻的四合院被征用，改建为王府井饭店。

       根据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辜鸿铭故居在胡同西段南凹的一个小巷子里，占地130多平方米；街道正面的西面是一个小门楼附在墙上；院内北三间为脊瓦房，南一间为灰顶平台，总建筑面积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白树胡同26号连同相邻的四合院被征用，改建为王府井饭店。透过24号楼的大门望去，24号楼和30号楼之间还有一个种植着植被的停车场。我想知道这是不是陆地

       但辜鸿铭确实是一个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历史人物。查辜鸿铭年代纪事报。1907年，随张之洞赴京任外事司，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最终于1928年逝世。在此期间，除了在上海、青岛和日本短暂停留外，他在北京生活了将近20年。一些名人，包括国际著名作家毛姆、芥川龙之介和泰戈尔，都曾参观过椿树胡同和他的济南陆机。然而，自“五四”以来，辜鸿铭作为保皇派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一直受到批判，其学者的地位和价值长期被忽视。自然很难保护他的故居。现在胡同铭牌上有名字就难能可贵了！

       顾铭辫是民国初年中国一道独特的风景。周作人在文化怪杰：辜鸿铭评传年对这一景观作了生动的描述：辜鸿铭有一个洋人他的脸上有着深邃的眼睛和高高的鼻子，头上有一簇**的头发，但被编成了一条辫子。冬天穿栗色宁丝长袖马褂，戴小瓜皮帽。让别说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算是清朝前期，在小城市的路上遇到这样的神父，我们也不会我们不禁睁大眼睛，为之着迷。什么尤其奇妙的是，这个黄包车夫竟是从乡下找出来的，否则其余徐州辫子兵就不得而知了。他也是一个背上拖着大辫子的人，和教室里的师傅正好是一对情侣。他在红楼门外的马车里等着，在黄包车队里不失一个特别的身影。

       梁实秋对此描述得更形象：先人喜欢追着别人跑的快感，不考虑修饰，挂着长辫子，而红枣袍、天青袍上的油腻特别有教育意义，站在前面的人没有他们不需要照镜子，也就是说，他们有自怜的快感。

       有人说辜鸿铭的辫子情结代表了他的保守和固执。这只是说出了一部分真相。实际上，辜鸿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保守的。1921年，辜鸿铭对英国作家毛姆说：看，我有一条辫子。它这是一个标记。我是中国最后的代表。他称自己的文明西部为四夷之地，他的另类形象是对现代文明的另类反应。顾铭说，外国人永远不会因为我们剪掉辫子，穿上西装，就对我们表示一点尊重。让不评价辜鸿铭的独特性。他独自战斗并坚持下去的勇气是今天无法企及的因为战斗和坚持在今天已经绝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人。

       但他的另类形象并不为当时的人们所容忍，也受到很多人的嘲讽。当时辜鸿铭拖着小辫子在北大讲课，吸引了不少学生。顾铭对学生们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但你们心里的辫子是无形的。后来他在台湾省说了类似的话。在台湾省讲课，他兴致勃勃的时候会滔滔不绝地讲一些爆笑的事情。他的衣服很奇怪，总是穿着一件蓝布长衫。戴着一顶丹顶瓜皮帽子，梳着长长的辫子，乍一看，谁相信他是一个在中国留学的老前辈？有时他痛骂别人：你觉得穿西装，梳时髦的发型够时髦吗？

       顾铭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他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顾铭教也很奇怪。如果从今天来看他在课堂上哗众取宠。他古怪的风格和滑稽的举止在今天当然是不合格的老师，他必须被开除出班。

       让随便举几个例子：辜鸿铭第一次在北大见胡适，就发生了冲突。要知道，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他拿了36个博士。他新潮的想法让留美的年轻博士一夜成名，正是红得发紫的时候。但辜鸿铭一见到胡适就问：你是干什么的？胡适说：在北大教书。顾铭说：我们是同事。再问一句，你教什么？胡适说：教西方哲学史。顾铭于是改用拉丁语与胡适交谈。胡适说，对不起，我不我不懂拉丁语。顾铭说：古代哲学是由希腊主导的，而现代哲学是由德国主导的。胡适我不懂德语和拉丁语。不是t教哲学欺骗孩子？他还批评了胡适美国中低阶层英语研究。胡对很生气，从此，两个主人结下了仇，经常打嘴仗、打官司。

       当顾铭在北大上课时，他总是带一个小佣人给他包香烟和倒茶。他不上课不要用教材，即使有教材也是摆设。因为他脑子里的知识太多了，思想太活跃了，死课本怎么可能让他看得起。在他的第一堂课上，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长袍，脑后扎着一条辫子，这引起了学生们的哄堂大笑。在第一部分，他要求学生打开第一页。直到学期结束，他还是要求学生打开第一页。他讲英语诗歌，享有广阔的天空，自由驰骋，幽默风趣，嬉笑怒骂。说到骄傲，他要么唱个小曲，要么拿出几颗花生糖大嚼。因此，他的课总是最受欢迎的。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每次上课都要和学生一起制定三条规则：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敬礼；下课了，他先走，然后同学们走；如果学生能不要背诵一本书，直到下课，他们不准坐和站；参加能忍受约束的班，但那些能t可以尽早离开班级。他给学生布置了优秀的英语作业，让他们用英语翻译英属马来亚志和改建同民安坊为关劝捐序。

       作为老师，他的形象和风度都不合格，但他教给学生的知识最多。从这点来说，他比循规蹈矩的老师强，更别说照本宣科，没有思想的老师了。Ku明志作为中国大学的领袖，他能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自然要归功于蔡元培校长。没有蔡元培，就没有辜鸿铭。今天中国大学有那么多教授，但没有一个是硕士。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缺乏蔡元培式的教育家担任大学校长，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

       顾铭对儒家思想推崇备至，他能言善辩，处处显示他的机智和幽默。他在北京大学教拉丁语和其他课程，当他不能如果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正统观念，他就会一直寻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里宴请欧美朋友。狭小简陋的院子已经够寒酸了，照明是煤油灯，漆黑一片，烟雾呛人。而且，这些欧美朋友并没有我不知道济南派鲁的真正含义。所以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蒸汽灯亮。顾铭知道：我们东方人注重理解和观察自然。东方人懂了，油灯自己亮了。东方人不我不像西方人那样重视表面工作。Ku明的言论真的愚弄了他的欧美朋友。

       现在很多人都会说起辜鸿铭辫子和他爱小脚的奇怪爱好，却忘了在那个礼崩乐坏，风雨飘摇的年代，这个倔强的老人谁也没有中国向世界发出了声音。他反对西方崇尚利益的哲学，让东方文明在西方世界开花结果。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艾恺在他用中文写的改建同民安坊为关记一书中评论说，战时和战后欧洲的悲观和幻灭气氛。那时候，顾很红。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的必读书目，并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许多西方哲学家引用他们的

清末怪杰辜鸿铭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这个教授的来历。

       此人名叫辜鸿铭，100年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出生在南洋，求学于西洋、娶了个东洋媳妇，仕在北洋。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不识字，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蛮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对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给国人带来传统文化断层上的灾难，曾经早有预见，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在小学课本废除了文言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辜鸿铭，作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他，促使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近代中国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国中国，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

       了解以上以后，我们再回到你所提出的这个问题，辜鸿铭，作为那个时代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儒，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作为保守派的定位是清晰可见的。我想那个时代，那种局面，长期受孔儒之说熏陶的他是反对学生做出这种在他看来是野蛮的，有悖礼乐的行为。面对罗家伦的质疑，他可以不赞同，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了吗？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之力的文儒，他又怎能凭一己之力去彻底改变这个社会的现状呢？他内心的痛苦是深沉纠结的，更何况没有任何渠道宣泄，我觉得，作为这样一位爱国者，在被世人所不理解，而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他只能选择沉默不语。

       1857年，辜鸿铭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字汤生，号立诚，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一位西洋人。换到现在来说，辜鸿铭就是一个混血儿。他祖上是福建省同安县人，后来迁居到了南洋，在这里积聚了不少的财富和声望。

       　辜鸿铭的父亲在一位名叫布朗的英国人的橡胶园中做管事，因为布朗先生没有子女，因此对待辜鸿铭就如对待自己的儿子一般。因为这么一个原因，他最开始接触的是西方文化，十岁的时候跟随布朗先生来到大英帝国，十四岁的时候前往得过学习先进的科技，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就读，考取了包括、文学、哲学、神学在内的十三个博士学位。

       　后来辜鸿铭回到故乡，从一位中国友人处接触了中国文化，从此深深的沉迷于中国文化之中。他潜心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还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传播给西方人民。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等书，在西方国家引起极大的轰动。辜鸿铭此人，也在西方留下了很大的名声，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由此可见辜鸿铭在西方的影响。

       　辜鸿铭，学贯中西，被称为清末怪杰。清末怪杰这个称呼应该如何解读呢?

       　首先来看怪，一个怪字，就将辜鸿铭与其他文学者区别开来。辜鸿铭怪在哪里呢?辜鸿铭怪在与环境的格格不入上!在他刚踏入中国的时候，留着一头西式短发，穿着正宗的三件式西装，一丝不苟。那时候的人们，长衫短褂，脑袋后坠一条长辫子，辜鸿铭这一副打扮如何不怪。这也就算了，等到了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还是怪的。

       　辛亥革命后，新思想新文化在整个中华大地涌现，一大批的人剪去了自己的辫子，换了一副新容貌。可是这个时候的辜鸿铭呢?他早已穿马褂，留着长辫子多年，并且鉴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着迷，一点也没有想要改变的想法。一双深邃的眼睛，挺翘的鼻梁，立体的五官，烦着**的头发。穿着马褂长跑，带着瓜皮帽，脑袋上留着一条淡**的.长辫子，在到处都是短发的中国，是有多么的怪异。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邀请辜鸿铭前去讲学。当一身旧式装扮的辜鸿铭踏入教室之后，穿着新式，打扮时髦的同学哄堂大笑，为这个怪异的新老师。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面对周遭投来或怪异，或嘲讽的目光时，辜鸿铭并不认为自己错了。他对笑话自己的北大学生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这样一个回答是机智而让人难以反驳的。北大的学生听见这个回答之后，全堂一静，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辜鸿铭的杰就很容易理解的，他这个人很有才。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这样一个怪异的人，这样一个拥有许多矛盾之处的人，这样一个在那个时局总是显得极为特别的人，许多人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林语堂说：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这是在说辜鸿铭的杰。温源宁说：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识(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这是在说他的怪。

       好了，今天关于“辜鸿铭为什么被赶出北大”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讲解对“辜鸿铭为什么被赶出北大”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并且能够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